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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帝王决定御驾出征,朝堂之上总会有谏阻的声音,这也不能说反对者保守胆怯,帝制的时代,君王手握决策大权,若离国都,总难免造成情势波动,且因一国之君亲上战场,那可万万不容有失,必将抽调精锐武装赴远,又少不得仪仗卤薄,大张旗鼓浩浩荡荡。
人马调动越多,财政耗废越大——如前朝末帝,因为对攻打高句丽心怀执念,曾三次亲征,几乎耗空国财,不得不行横征暴敛之政,导致国内怨声载道,为避兵役死于征途,男丁纷纷逃亡,造成暴乱四起,结果非但未曾将高句丽灭国,自己反而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
故而贺烨在朝会上宣告亲征,立即引来不少朝臣以史为鉴,竭力劝阻。
再兼明宗之后,大周以文治为主,疏怠武备,虽说到了德宗朝,弊端已经暴露,穆宗朝时更发生灭国之患,可已经习惯了安适的朝臣,往往对种种弊端视而不见,他们认为天子即位以来,既先后与北辽、吐蕃修好,潼关、胜州两战,又已给予突厥沉重打击,已经足够镇服蛮夷,大无必要再兴师动众,将这场战争延续下去。
这样的观点也不是全无理据支持,所谓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就连《孙子兵法》也主张用兵谨慎,认为战争对国家与百姓存在危害,能避则避。
贺烨也并非听不进这些文臣的劝谏,但他自有坚持。
“若能修和,朕也认同理当罢止干戈,还天下盛世太平,使百姓安居乐业,子民不受征战离别之苦,故而对北辽,乃至吐蕃,朕并不打算用兵,可突厥何曾向我国臣服?”
“圣上未曾遣使,与突厥议和,怎知战争不能避免?”有人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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