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土》卷一上读到容庚的《雕虫小言》。容庚是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名教授，一九八三年去世。这篇万多字的长文一九二零年刊於上海《小说月报》，增订后又刊於北京《社会日报》，是当年金石学界影响深远之钜作。《学土》主编苏晨根据王贵忱手抄小楷的修订本重排重登。苏晨在“附记”里说，长文从繁体并多古写、僻字的手稿，连标点、分段连抄成简体字，不能不说是一件辛苦的事。他说，“更可怕是这一繁变简也同样出了若干胡涂账”：“余未得其万一”，一经简体，就成了“余未得其万一”，而通篇《雕虫小言》中，“余”是当“我”字用的！

（二）

听说宋朝馆阁校书精审不苟，宋官刊史籍尤其以景祐本《汉书》最善。初校校定三百四十九条，签正三千余字。二校增七百四十一字，损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字。罗继祖说，“乃竟有大谬不然者”：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指出旧校书官多不负责任，校书只拿着旧书，选一些字用墨涂去，旁边又注上那个字，天天这样混时间混饭吃。聂冠卿、李昭遘校太清楼所藏《十代兴亡论》，字非舛误而涂窜之，以为日课。皇帝在宫中看过这部书，无意间看到他们那部校本是这样搞的，即彻查。罗继祖在《续资治通鑑长编》上找到这段话，证明沈括所说属实，只是姑隐真名，仅言“旧校书官”。

（三）

文字工作原是非常伤神的，敷衍了事，不如不做。简体字固然有推广之价值，目的是化深为浅，让汉字更易普及；但一牵涉学术、牵涉古籍，“余”“余”不分，“云”“云”互见，“斗”“斗”相通，总是混淆不清，误导后学。校书一旦成了官职，天天应卯，毫无志趣抱负可言，遑论学术精神！当今报刊杂志书籍之用字，也不甚讲究正统了，再去斤斤计较，竟成多事。可是，有些字确是教人看不顺眼，“份”字好像快进《康熙字典》了，天下都给“分”掉了。国语念“知识份子”的“份”为fen，现在都成“分子”。“赚了钱分你一份”，大概也要分少了，少得只剩一“分”钱。“念书”早就不用“口”去读，人人默念。社会富裕，手錶不算什么，都不写“金”字旁了。“报导”的“导”，国语大半念dao，弃掉“寸”字据说是表示中性，无意“引导”读者作非非之想。言之似也有理。至於“凯旋”加“而归”，“交代”写“交待”，一错再错也就变成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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