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丽卡的课外学习生活都是由男人随机安排的，他们会邀请她或陪同她前去。在艾伦和托尼以及欧文·格里菲斯的推动下，她有一个星期到国王学院参加了两次严肃的会议，一次是关于设立社会学荣誉学位考试的可行性，另一次的主题是剑桥的人文主义精神。她不懂什么叫社会学，也不懂什么人文主义。她二十年之后回想起来，很惊讶地发现两者居然有那么高的重合度。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一段非常平静甚至被遗忘的时光，那是在经济萧条之后、经济大发展之前，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革命也是后一年的事情。当时，政治和社会学思想家都说，英国没有待解的大问题，只需做好经济和社会规划，也就是说只有现实问题，没有思想问题，社会存在广泛共识，不存在阶级斗争，只有不严重的机会平等问题。当时，大多数英国人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他们的期望很朴实，一点也不夸张。以前，他们也享受过好日子，他们相信香蕉、橙子和黄油总会有的，医疗和教育总会改善的，高等教育的范围总会扩大的，工人总会买得起汽车的。在那个稀里糊涂的年代，人们不会严肃深入考虑这样宏大的话题，在弗雷德丽卡狭隘的教育里，自由、正义、人性和民主都不存在。她的学习仅限于具体问题，专注细致的文学阅读，那就是她的教育。她只知道要谨慎对待这些大概念，她只需要知道这些概念是谁提出来的、是什么意思。人家教过她批判，不过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所谓永恒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点点、一滴滴地怀疑，像文学批评一样。

那次关于人文主义精神的会议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落到了关于人文主义是不是宗教的争论上，这让她感到很意外。人文主义需要信仰吗？需要一定的仪式或者划分阶级吗？弗雷德丽卡觉得本就都不应该有，破除所有信条、仪式和层次，不就是人文主义的本质追求吗？他们说，人文主义者主张，价值的本源和行为的准则，就在于“人”本身。每个人的福祉就是最高价值和追求，所谓民主，也就是崇尚平等和宽容。这种说法十分正确，无懈可击。大家一致认为规划是应该的，有一个年轻人发表了一番言论，将中央规划局比喻成人的大脑中枢。那是国王学院。有人引用乔治·摩尔78的话说：“人格热爱和审美鉴赏就是至善，我们想象不出还有更高的善。”当时，弗雷德丽卡的行为举止都表明，她是支持这个观点的，但是，她又不能这样说。她对于语言的态度不允许她这么说。马里乌斯·莫克济盖玛说：“圣保罗和耶稣要求我们人类彼此相爱。人肯定要彼此相爱，这用得着神来提要求吗？”大家都马上说不用，只有一个人说，福斯特觉得宽容是需要严令禁止的，人文主义创造社会的前提，就在于所有人都彼此相爱。艾伦·梅尔维尔说：“可是，如果没有神，或者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信仰，我们的道德权威何在？”“在于人性。”有一个人说。“在于个人。”另一个人说。“在于理性。”又有一个人说。“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最后一个人的说法，不过他显然是拿了别人的说法改头换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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