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能向全会作简单的工作报告，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是否还需要，请大家考虑。我觉得不必作详细报告了，因为最近这个时期中央的工作，中央同志都知道，参加全会的同志也大体知道。至于是否要向七大作从六大到现在的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呢?我觉得从六大到现在有十六年，中央主要负责人换了几次，这个详细报告也很难作，对于过去工作的检查，准备放到历史总结中去。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报告，我们只准备对七大作政治报告，不另作工作报告，工作的总结也可以在这个报告中提到，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

我今天只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在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瓦窑堡会议[1](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后的民主共和国决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2](一九三七年五月)、洛川会议[3](一九三七年八月)、六中全会[4](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直到现在，都是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的。我们在执行这个方针中，对于如何发展自己与团结友军，对于日本、国民党与我党的看法，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与具体政策，是有争论的。我今天讲话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央的政策作辩护。

这里有国民党河南调统室给其中央调统局的一个关于河南战争[5]的报告，是最近时期抗战情况的典型材料之一，请王首道[6]同志宣读一下。这个材料表明，蒋介石的三个主力之一汤恩伯[7]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胡宗南[8]有两个师在河南也只剩下一个团。这证明抗战中的两个方针带来的不同结果:不民主的方针必然使抗战失败，只有民主的方针才能战胜敌人。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只有法西斯的教育，因而战斗力完全瓦解，一击即溃。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我们充分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在敌后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曾经停止了敌人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达五年半之久。现在日本进攻河南，是因为日本要救死，国民党太不行，而共产党的力量又还没有达到保护汤恩伯的程度。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将来在英、美准备反攻的条件下，日本的军心民心和中国敌占区民心大大动摇时，日本力量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对比也就会起变化。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去年我们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使外国人注意共产党的抗战力量。英、美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作过这样露骨的批评的。胡政之[9]访问英、美回国后，请董必武、潘梓年[10]同志吃饭，说他在外国讲中国共产党有前途，他又说国民党十二中全会无希望。最近孙科[11]说要辞职，于右任[12]不愿参加十二中全会。这些人都是寒暑表，表明情况要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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