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最早酝酿于1956年4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陆定一、陈伯达提出了在科学和文艺事业上应实施将政治问题和学术、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的方针，在后者的建议中就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在同年5 月2 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将这一方针公开提出，宣布“在艺术方面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2.5 月26日，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由北京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3 ，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一方针作了权威性的阐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同时说明了这一方针的实施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是一条政治界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陆定一的报告，也标志了“双百方针”正式实施的开始。

这一重大方针的提出，有着国内国际的具体历史背景。从国内来看，对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对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历史性任务的理解，以及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评价的变化，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依据和条件。在1955年下半年发生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反革命”的运动所造成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政治气氛，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而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这使最高决策者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也有了变化，毛泽东主席作出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的论断，要求把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4.这样，发掘和动员建设资源，“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5，变成为当务之急，其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在知识分子中间，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以政治斗争替代思想和学术论争并演变成一场波及广泛的政治悲剧的心理阴影还没有消散，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1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环境的条件的重要许诺，承认知识分子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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