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花钱挂洋旗

1927年11月26日，重庆富商黄锡滋与法国吉利洋行签定密约，称两家合资的聚福洋行是假合资，法方在名义上拥有的三分之一股份是“虚股”。中方借用法商之名，挂法国国旗，每年支付“挂旗费”三万两白银。

三万两白银不是小数。以1901年至1910年的米价折算，这笔钱可以买五百多吨大米，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多万人民币。聚福洋行只有三条百吨级的小轮船，在川江上游从事客货运输，总投资不过三十万两白银。每年掏这么一大笔“挂旗费”，相当于总投资的10%，合算吗？

妓女挂洋旗

假合资还会带来当真的风险。后来公司做大了，法商果然摆出一副依法办事的嘴脸，非要拿“虚股”当真，狠敲了中方一笔。至于法方挂名经理和船长的私人生活开支，包括云南漂烟和白兰地名酒，20年下来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

但是，算上这些代价之后，甚至算上当“假洋鬼子”被嘲骂的屈辱，聚福洋行的总经理黄瑾瑩仍然认为这笔交易做得值，“真是值得”。

这可不是个别企业家的糊涂账。在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大多数轮船都挂着欧美国家的旗帜。据1925年9月26日出版的《中外经济周刊》报道，从事川江航运的16家轮船公司中，未挂洋旗的只有3家。如果以轮船计算，总共36条轮船，32条挂着法国、意大利、美国或瑞典的国旗，比例高达89%。然而，细查这些轮船公司的创办人，我只找到了一个洋名字。

民国初年的湖北沙市码头

这种现象不仅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据1904年11月号《东方杂志》说，福建厦门每日开往外埠“计商船三百数十余艘，皆各埠华商所有，现均挂英法美各国之旗，由各洋行代为经理。此项利权，终年核计，溢于外人之手者，不下数百兆。”另据《中外日报》1905年10月7日报道，江苏镇江一带，商船多挂洋旗，“最为恶习”，经当地官绅报请商部批准，设立商船公会，普劝改挂龙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东地方政府甚至下令改革，原定商船挂龙旗要交纳的五十两牌费，一概豁免，劝令华商勿挂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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