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沈啟無先生，談起周作人，他說：周先生在日常生活上是很莊嚴的，──不是嚴肅，是莊嚴。他的生活的氣氛幾乎不是中國式的，卻是外國式的。倘拿中國的哲理來比擬，則他毋寧與道教相近，而他所提倡的儒家精神，卻其實是他所缺乏的。

又說：他的愛好明人散文，也是愛的那時代的空氣的，但不知怎的，後來又把散文弄成小品文了。

那提到我寫的兩篇文字「周作人與路易士」和「談談周作人」說：你說他只想做一個平實的人，是對的。你還看出他晚年的惆悵。真的，他晚年似乎很失望，覺得中國總不能好起來。

因而慨嘆說：和魯迅分離，於他的影響甚大，魯迅的死於他更是一種損失！

因為魯迅在時，究竟是他的一個敵手，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敵手，沒有了魯迅，他是要感覺更荒涼的。

以上一段話，雖然是在筵席上因為兩人坐在一起隨便說說的，簡單得很，卻是關於周作人的極深刻的也極素樸的話。散席後歸來，我忽然想到要加以註解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中國人的生活變得這樣瑣碎，零亂，破滅。一切兇殘，無聊，貪婪，穢褻，都因為活得厭倦，這厭倦又並不走到悲觀，卻只走到麻木，不厭世而玩世。這樣，周作人在日常生活上的莊嚴，所以要使人感覺不是中國式的了。倘若說是外國式的，那麼，還可以更恰當地說，是希臘式的。

但希臘式的明快，有如晴朗的海水，其實是隨伴著風暴的力，風暴的憤怒與悲哀的。「五四」以後的周作人可是只愛其晴朗的一面，因而他的莊嚴只能與道教的哲理相結托了。道教與希臘式的人生，在崇拜自然，以自然的明快袪除枯寂，恐怖，與陰暗這一點上，是相近的。不過道教的是返於自然，好比「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連人都不見了，而希臘的卻是生活於自然，好比清明時節漫山遍野開著嫣山紅，男女踏青，有戀愛，有歌唱，也有鬥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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