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大起波澜，孔子故里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之中。

自孔子离世，儒家的政治主张一直未能得以伸展。孟子之后，这个学派似乎已经筋疲力尽，奔走仕途矢志复辟的精神大大衰减，渐渐地专务于治学授徒了。不期然，这种无奈的收敛，却使儒家意外地发展为天下最为蓬勃的学派，各郡皆有儒家名士之私学，堪称弟子遍布天下。与此同时，孔氏一门稳定传承繁衍颇盛，至秦一天下，孔门已经传到了第九代。这一传承的嫡系脉络是：孑乙子、孔鲤（伯鱼）、孔伋（子思）、孔白（子上）、孔求（子家）、孔箕（子京）、孔穿（子高）、子慎、孑乙鲋（子舆）。

九代之中，除第八代子慎做过几年末期魏国的丞相，其余尽皆治学。

秦一天下之后，帝国一力推行新政创制，大肆搜求各方人才。举凡六国旧官吏之清廉能事者，尽皆留用；举凡天下学派名士，各郡县官署都奉命着力搜求，而后直接送人咸阳博士学宫。在此大势之下，嬴政皇帝与帝国重臣们在开始时期的见识是一致的：四海归一，当以兴盛太平文明为主旨，尽可能少地以政见取人。也就是说，搜求人才不再如同战国大争之世那般以治国理念为最重要标准，允许将不同治国理念的学派一起纳入帝国海洋。当然，这里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标尺：必须拥戴帝国新政。基于此等转变，嬴政皇帝与李斯等一班重臣会商，决意以对待儒家为楷模，向天下彰显帝国新政的纳才之道。

举凡天下皆知，秦儒疏离，秦儒相轻，其来有自也。孔子西行不入秦，后来的儒家名士也极少入秦，即或是游历列国，儒家之士也极少涉足秦国。其间根源虽然很难归结为单一原因，然儒家蔑视秦人秦风，认秦为愚昧夷狄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在秦孝公之前，秦人对儒家的这种蔑视是无奈的。而自孝公商鞅变法崛起，秦国自觉地搜求经世人才，对主张复辟与仁政的儒家，是打心眼里蔑视的。战国百余年，山东士子大量流入秦国，儒家之士依然寥寥无几。不能不说，这种其来有自的相互蔑视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而秦帝国一旦能敬儒而用，则无疑是海纳百川的最好证明。嬴政皇帝曾经笑叹云：“朕愿为燕昭王筑黄金台，但愿儒家亦有郭隗之明睿也！”如此这般，这个近百年几为天下遗忘的曾经的显学流派，被嬴政皇帝的诏书隆重而显赫地推上了帝国政坛：孔鲋被皇帝任命为几比旧时诸侯的高爵——文通君，官拜少傅，统领天下文学之士。秦及其之后的两汉，所谓文学之士，是诸般治学流派的泛称；统领文学之士，便是事实上的天下学派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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