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兴亡，是最为典型的战国悖论之一。

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正式承认）韩、魏、赵为诸侯，至公元前230年韩亡，历时一百七十三年。韩国先后十三位君主，其中后五任称王，王国历时一百零四年。史载，韩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迁入晋国后被封于韩原（《史记·韩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八里。又在韩城县南十八里，故古韩国也。”《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菜于韩原故城也。”今陕西韩城县境内），遂以封地为姓，始有韩氏。由韩氏部族而诸侯，而战国，漫长几近千年的韩人部族历史，有两个枢纽期最值得关注。这两个枢纽期，既奠定了韩国族性传统，又隐藏了韩国兴亡奥秘，不可不察也。

第一个枢纽期，春秋晋景公之世，韩氏部族奠定根基的韩厥时期。

其时，韩厥尚只是晋国的一个稍有实权而封地不多爵位不高的寻常大臣，与当时握晋国兵权的赵氏（赵盾、赵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绛）之权势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语。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其时，晋国发生了权臣司寇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而嫁祸赵盾、剪灭赵氏的重大事变。在这一重大事变中，韩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赵盾无罪，后又保护了赵氏仅存的后裔，再后又力保赵氏后裔重新得封，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一。

韩厥此举的意义，司马迁做了最充分的估价：“韩厥……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在晋国还没有看到比韩氏更大的功劳）！然（后）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太史公将韩之崛起归功于韩氏救赵之阴德所致，时论也，姑且不计。然则，太史公认定韩氏功勋是晋国诸族中最大的，却不能不说有着一定的道理。韩厥所为的久远影响，其后日渐清晰：韩氏部族从此成为“战国三晋”（韩赵魏）之盟的发端者，而后三家结盟诛灭异己，渐渐把持了晋国，又终于瓜分了晋国。看官须知，春秋之世晋国为诸侯最大，大权臣至少六家；及至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势成之时，晋国势力最大的还是智氏部族。韩赵魏三族之所以能同心诛灭智氏，其功盖起于韩氏凝聚三家也。而韩氏能凝聚三家结盟，其源皆在先祖的道义声望，此所谓德昭天下之功也。此后，韩氏节烈劲直遂成为部族传统，忠义之行为朝野推崇，以存赵之恩，以聚盟之功，对魏赵两大国始终保持着源远流长的道义优势。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三晋”相对和谐，并多能一致对外的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晋一家”口碑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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