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妓女的爱，便不难发现，这种爱情多半发生在所谓“才子”的身上。

这似乎也是中国传统爱情的一个模式，即“才子佳人式”，与西方的“英雄美人式”迥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就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的英雄们，至少有一半是以“不好色”相标榜的。妓女们如果想爱英雄，便难免会“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像潘金莲挑逗武松那样自讨没趣。才子们便不同了。他们向来就以“嘲风弄月，惜玉怜香”为本色，这就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就像前面说的郭时秀爱王元鼎那样，因“怜”而生“爱”。

更何况，中国的青楼女子，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极有才情的。随便举个例，宋代名臣赵拚，在担任益州路转运使、加龙图阁学士衔而知成都时，有一次偶然看见一位头戴杏花的妓女，颇有好感，便随口赞曰：“髻上杏花真有幸。”谁知那小蜜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这实在对得太妙了！“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而且“杏”与“幸”谐音，“梅”与“媒”同韵，格律工整，对仗贴切，意境含蓄，水平之高，令人刮目。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妓女尚且有如此才情，其他名妓的水平如何，更可想而知。比如唐代长安名妓刘国容，与进士郭昭述相爱。后来，郭昭述官授天长簿，必须走马上任，两人只好分手。谁知，郭昭述刚走到咸阳，刘国容的情书就追了上来。这封情书只有短短几行，却有如一首小诗。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思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如此精美的文字，当今的教授者流，怕也多半做不出来，而在当时的长安，也一时广为传诵。再比方说我们前面曾提到的被朱熹诬陷的南宋名妓严蕊，也是一个琴棋书画、丝竹歌舞无所不精的才女。朱熹指控她与天台郡守唐仲友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其实是唐仲友赏识她的诗才，两个人成了“文友”。酸腐干巴的朱熹诬陷他们，是不是有“妒才”成分在内，不得而知。总之，严蕊被捕后，抗刑不招，不能结案。等到朱熹离任，新官便把严蕊“无罪开释”。严蕊当场便口占《卜算子》一首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样的才思，这样的诗情，只怕是要让当今诗人都自愧不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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