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们大学毕业，正逢SARS，所有程序都显得随便而且匆忙，答辩也只是抽了几个倒霉蛋，我没有被抽上。当时我恰逢青春期廉价得万念俱灰，在北京待了两个月，就一声不吭逃回了南京，什么都不想做了。

《新华日报》当时招人，我也去面试了，主编问：“你愿意到下面的记者站去吗？”指的是去遍布江苏各地级市的记者站。我说：“不愿意。”很多同班同学都去参加了这次面试，不同的是他们说了愿意，于是离开南京，在各地的记者站待了好几年，有几个现在依然待在那里。我每天晃晃悠悠地玩儿，在中山陵草地上打牌打一个下午。

末日的气息轻微地弥漫着，但谁都知道正常的生活迟早回归。有朋友帮我把简历递给本地一家报社，我被押送着去参加了面试，不久就去上班了。接着一位南方系的记者老师因为各种原因找到我，邀请我去上海参加一份正筹备创刊的报纸。我真的去了上海一趟，在新租的办公室里晃了一圈，头昏脑涨地横穿马路，然后，退缩了。

毕业的散伙饭我去吃了，酒也喝了一点。新闻系当时还算是个热门专业，我们是大学扩招的第一届，一个班竟然有50多个人，都是81年左右出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几乎都来自江苏省内，这使我们有一种集体性的淡漠，并未产生太多离愁。手机和网络在2003年已经开始发达了，我们可以随时找到对方，我们不再散落天涯，我们随时都能见面。

结果，这十年间，除了个别同学，其它的人我一面都没再见过。

毕业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同学聚会，后来其它人也不再聚了。接到同学的婚礼邀请函我就扔进抽屉里，装作一无所知。有同学打电话问我怎么没出现，我就装作很忙、忘记了、有急事。即使在同一幢大楼里上班，我们也没有相约见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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