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超（博士扬州大学政法学院政治系副教授）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游民阶层的膨胀，中国秘密社会的基础更加扩大，并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发生剧烈分化，有的甚至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所收买，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但是，国民革命后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压迫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这表明全国民众没有得到丝毫的政治经济解放，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豪绅阶级不可能收买全部的秘密社会组织，他们所能收买利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很小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仍然处于非法的反抗政府和社会的地位。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秘密社会组织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中共从理论上和政治上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此，中共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出发，在农村一方面对秘密社会采取联合的政策，设法取得其实力，以壮大工农红军和革命武装；另一方面寻找机会打入秘密社会内部，用争取教育改造和分化瓦解的办法，夺取其领导权或消灭之。这些正确的政策策略使红军队伍迅速扩大，根据地党政军建设不断得到巩固，革命形势迅速好转。但这一时期中共党内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直接影响了党对待秘密社会的态度和政策，给革命带来诸多不利。

一、中共联合秘密社会发动武装暴动的指导思想大革命失败后，目睹买办大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阶级利用秘密社会势力镇压革命的事实，党痛感研究秘密社会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随着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从理论上和政策策略上正确回答秘密社会问题更是一个重大课题。因为首先无产阶级要向农村进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和会党土匪打交道，处理好同它们的关系，否则就不易站住脚。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由于政府干预力量有限，且回旋余地大，所以历来是会党土匪最活跃的地方。1929年5月，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中认为，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势力就是土匪”“因为土匪的头子是很多的，无论如何，我们在此时要将他们一网而尽收之是不可能的事。边界天然的形势是利于藏匪的地方，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们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亦危矣”。这段话足以说明共产党要搞工农武装割据，不解决会党土匪问题是不现实的。其次是因为在反革命势力重重包围中的红军和根据地，要获得发展壮大，也难以排除会党土匪绿林武装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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