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先国（博士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近代湖湘人物向为世人瞩目，他们在近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叱咤风云，驰骋字内。“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但是，笔者在不经意中发现，这些近代人物之所以“知名闪耀”却大多和会党有或多或少的历史关系，解读这一历史现象并借此对中国会党史的相关问题展开一点思考，便是本文企求尝试的工作。不当之处，请同侪赐正。

一、民间社会的会党化近代湖湘人物，之所以与会党有密切的历史关系，是从晚清湖南民间社会会党化开始的。几乎可以认定，自道光以来，湖南民间社会就是一个会党社会，至少可以说在会党化。由于处于北教南会的交汇地带，更由于明、清以来的人口迁移，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会党在湖南一出现，便呈现出南、北杂汇，名目繁多，教、会融合的态势。至太平军入湘前，大致有江华、道州添弟会，蓝山三合会，清泉、武冈、善化、湘潭、新田、临武、桂阳白莲教，新宁棒棒会、把子会等几十处会党组织。咸丰年间，又相继发现有担子会、情义会、捆柴会、红黑会、串子会、红薄教、黑薄教、捆草教、斩草教、结草教、红教、黄教等。这些会党组织结构十分完备，已经纺织起一个十分庞大的地下秘密网络，“各州、各县，各府、各乡皆有党羽散处”。

其中，太平天国时期，洪大全问题曾经引起学术界长达几十年的讨论，何六问题则是仁智互见，朱洪英问题至今鲜有论述。笔者认为，不论何六、洪大全、朱洪英抑或王肖氏、晏仲武、刘代伟、何贱苟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反政府、反社会能量都是巨大的，“各处抢劫之案层见叠出”，“人心惶惑，几有刻不能安之势”，太平军入湘后，他们又“贴粤匪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官府惊叹，“教、会各匪扰害数十里外村庄，于附近贫民则以恩惠结死心，结纳绅士为其护符，勾串书差为其耳目，以故寡识之人不以为匪而以为豪杰……此南省匪徒与各省不同而宝属匪徒尤甚于各处之实在情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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