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邀请我去乡间度周末的朋友总是要碰运气，因为时常有事把我困在城里脱不开身，这样一来他们就省得为我张罗了。在四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邀请我的是东汉普顿的一对夫妻，他们为我订了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上午的旅馆。而我已经通知了他们星期五和星期六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不能前往，并且星期日我还不得不守在办公室，怕万一索尔、莱弗德或者奥里打电话来求援。

沃尔夫的生活一到星期天就有些没规律了。他的花匠热多·荷斯曼每到这一天就要去看望他在泽西的结了婚的姐姐，因此他会有两小时不在花房，所以沃尔夫先生就得上一两次花房去，看看或做一些浇花剪枝的零活，而具体干点什么，要看天气的变化和情况所需来决定了，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通常要到十点半他才下到办公室来，至少每个星期天我都得在办公室，为他准备好《时报》的“一周论坛”版，这是沃尔夫要通读的栏目。

这个星期天上午从九点开始我就边读报边期待着尼尔·特德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已经发表了他的《独立宣言》，就象一个英雄打电报给另一个英雄那样。可一直等到我打开收音机听十点钟的新闻节目时还不见电话来，也没得到那几位盯梢者的任何消息。不过我很快清楚了索尔所在的位置，他就在附近。我刚关上收音机，门铃就响了，走到前厅一看是安烈德·弗罗斯特来了，索尔是跟踪他的。无论弗罗斯特是怎样到这儿来的，索尔离这儿的距离一定近到足以看得见打开的门。我把门大大打开，并道了早安。

弗罗斯特说他要见沃尔夫先生。要是描写出他此时的冷漠的表情和声调可能会令人不快。但那将会是一篇精采的报导。他的表情声调是那样的冷若冰霜。从他的穿戴来判断，弗罗斯特很可能是去教堂才穿上这件特意定做的炭灰色外套，戴上四十美元一顶的翘沿帽，可恰好此时一个偶然的原因使他没能去教堂。我将他领进了办公室，便打电话到沃尔夫的花房去。告诉他安德烈·弗罗斯特先生来了，正在办公室等着。他厉声说：“等十分钟。”就一下挂上了电话。我转告弗罗斯特时，他冷冷地哼了一声，又漠然地看了我一眼。他似乎不如星期三下午我见到他时那么象亚伯拉罕·林肯了，不过这也可能是我从未见过的林肯发怒时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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