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灵魂的发现与疗救这一话题，由晚清梁启超清晰开启。梁启超认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1］之所以要“维新我民”，使国民脱胎换骨，是因为这样一个前提：我国国民性中有着不利于时代前进、社会进步的若干劣根性。对国民劣根性，梁启超总结为：“第一，是奴性。第二，是愚昧。第三，是为我。第四，是好伪。第五，是怯懦。第六，是无动。”［2］那么，如何才能“维新我民”呢？在发表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先新小说；欲新政治，必先新小说……”小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万能的功用呢？梁启超接着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3］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总结以及利用文学特别是小说来“新民”的启蒙思想对后人尤其是鲁迅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实际上，鲁迅后来提出的“立人”、“改造国民灵魂”说和梁启超的“新民”说涵义是相同的。只不过鲁迅更多地以创作实绩来贯彻他改造国民性的淑世情怀：在现代文学史上，他开创了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大小说题材，并以这两类人的日常生活和命运浮沉为切入点，对国民灵魂进行持久不懈的深入剖析，致力于揭示病态社会人们的精神病苦，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两大题材小说创作，由于鲁迅所取得的成功和时代的需求而引起众多的追随者。尤其是乡土文学，创作成果丰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股势头强劲的潮流，并对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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