膳宿公寓是个既带有俄国特点，同时也令人讨厌的地方，主要讨厌之处是整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能听到市郊地铁线上隆隆的火车声，有一种整座建筑物都在缓慢移动的感觉。门厅里挂着一面昏暗的镜子，旁边有一个放手套的壁架，还有一个栎木柜子，放的角度让人很容易把小腿磕在上面蹭破皮；从门厅再往里面去是一条光秃秃的十分狭窄的过道，两侧各有三个房间，门上贴着很大的黑色数字的房号，是从一年前的日历上撕下来的几页——一九二三年四月的头六天。左侧第一个门是四月一日，是阿尔费奥洛夫的房间，第二间是加宁住的，第三间是房东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多恩的房间，她是个寡妇，丈夫是个德国商人，二十年前从撒勒法把她带到了这儿，去年得脑炎去世了。右侧的三个房间——从四月四日到四月六日——住着年老的俄国诗人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波特亚金，有着引人注目的蓝棕色眼睛、胸部丰满的姑娘克拉拉，以及在过道拐角处六号房里的两个芭蕾舞演员科林和戈尔诺茨维托夫，两人都像女人一样爱格格傻笑，人很瘦，鼻子上搽着粉，有两条肌肉强健的大腿。过道第一段的头上是餐厅；面对着门的墙上挂着一幅《最后的晚餐》的平版石印画，另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只发黄的带角的鹿头骨，下面是一个球茎形的餐具柜，上面放着两只水晶玻璃花瓶，这两只花瓶曾是整座公寓中最干净的东西，可现在因罩上了一层绒毛般的灰尘而变得黯然失色。

过道在餐厅门外成直角向右拐去，在那可悲的臭烘烘的深处潜藏着厨房、女仆的小房间、一个肮脏的洗澡间和一间窄窄的厕所，厕所门上的标志是两个鲜红的○，这本是多恩先生台历上两个星期日的两页，现在别的数目字掉了，只剩下了这两个○。多恩先生死后一个月，矮小的、耳朵有点聋、稍稍有些怪癖的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就租下了一套空着的公寓房间，将它改成了膳宿公寓。在此过程中，她分配继承来的那点家用物件的方式表现出了她那古怪的颇使人有些害怕的独创性。她把桌椅、嘎吱作响的衣柜、凹凸不平的长沙发分放在打算出租的房间里。这些家具分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以后立刻显得陈旧，带上了被拆散的块块头骨那无所适从的丧气样子。她已故丈夫的书桌是个栎木制的庞然大物，上面镶着蛤蟆形的铸铁墨水池，中间那只抽屉深得像船上的底层货舱。这张桌子给放在了现在阿尔费奥洛夫住的一号房里。原先买来和书桌配套使用的转凳现在和书桌分开了，在舞蹈演员们的六号房里过着孤儿般的日子。一对绿色的扶手椅也给分开了，一只在加宁的房间里独自憔悴，一只是房东自己在用，或者由她的德国种小猎狗使用。这是一只黑色的胖母狗，鼻口部是灰色的，两只悬垂的耳朵，毛茸茸的耳朵尖像蝴蝶翅膀的边缘。克拉拉房间里的书架上点缀着一套百科全书的头几卷，而其余的分配到了波特亚金的房间里。带镜子和抽屉的惟一体面的脸盆架也给了克拉拉，在其他房间里只有一个矮墩墩的木头架子，上面放着一只白铁盆和同样材料的大水罐。不过多恩太太不得不买几张床，这使她感到非常痛苦，这倒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因为在把原来的家具这样分配时她得到了一种美妙的激动，一种对自己节俭的自豪感。现在她已是寡妇了，她的双人床一个人睡太大了，她很气愤不能把床锯开成所需数目。她自己随意地清扫所有的房间，可是她向来应付不了做饭，所以她雇了一个厨子——是当地市场上一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一个壮硕的红发悍妇，每到星期五就戴上一顶鲜红的帽子启程去城北地区，用她红色的魅力去做交易。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怕进厨房，简直是个胆小、安静的人，每当她不利索的小脚发出嗒嗒的声音把她带到走廊上时，房客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头发灰白的扁鼻子小个子女人根本就不是房东，而只是个走错了路进到别人公寓里的傻老太婆。每天早上她像个用碎布做成的玩具娃娃，腰弯得仿佛对折起来那样匆匆地把家具下面的灰尘扫掉，然后就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这是最小的一个房间，她在里面读破烂不堪的德文书，或翻看已故丈夫的文件，文件内容她根本看不懂。惟一走进她房间的另外一个人是波特亚金，他总是会抚摸她那只亲近人的黑色德国种小猎狗，挠挠它的耳朵和灰白的鼻口部上的疣，并且试图让狗坐直起来伸出那只畸形的爪子。他会和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谈到他老年之身的各种疼痛，谈到他如何在长长的六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想搞到去巴黎的签证，他的侄女住在那儿，那儿的硬皮长面包和红酒是那样便宜。老太太总是点着头，偶尔会向他询问别的房客的情况，特别是加宁，她觉得加宁和在她的膳宿公寓住过的所有别的俄国青年都很不一样。加宁在这里住了三个月，现在打算离开，甚至都说了下星期六就退房。不过他以前有好几次打算离开，但都改变主意推迟了行期。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从这位温和的老诗人口中得知加宁有个女朋友。问题的根子就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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