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是星期六的早晨，我到彼得罗夫娜的菜园里去捕灰雀，捕了很久，但那些傲慢的红胸脯的小鸟们老是拿自己的美色挑逗别人，就是不进圈套；它们在镶银似的冰凌上嬉戏着走来走去，飞到裹着厚厚一层霜的灌木枝上，像一朵鲜花摆动着，撒下青灰色的雪花的星星。这种景观是如此之美，就是猎鸟不成，也不使人懊丧。我并不是一个十分热衷于猎鸟的人，对我来说，打猎的过程要比其结果更有兴趣，我喜欢看小鸟怎样生活并思考它们。

在寒天的透明的寂静中，一个人坐在雪地的边沿上，倾听那鸟雀的啾啾叫声，远处的什么地方三套马车的小铃铛——我们俄罗斯冬天忧郁的小云雀——在飞驰，在歌唱，这有多么好哇……

我在雪地里打了三个寒噤，感觉到耳朵冻僵了，于是我收起了捕鸟器和鸟笼子，翻过围墙走到外祖父的花园里回家去了。朝街的大门敞开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庄稼汉从院子里牵出三匹套在一辆带篷的大雪橇上的马，马身上冒着很浓的热气，庄稼汉欢快地吹着口哨。我的心震颤了一下。

“你送谁来了？”

他转过脸来，用手罩着眼睛看了看我后跳到驾驶座上，说道：

“送神父来了！”

神父与我没有关系，既然是神父，那大概是找房客的。

“咳，我的小鸡们！”庄稼汉吆喝一声，吹着口哨拉动了缰绳，静寂中充满了欢快气氛；三匹马和谐地在田野里奔驰起来。我望着它们的踪影，关上了大门，可是当我走进空无一人的厨房时，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传来了她那清晰的话语：

“现在怎么样，杀死我？”

我没有脱衣服，把鸟笼子一扔，便奔向外屋，正巧碰上外祖父，他抓住我的肩膀，用粗野的目光打量着我的脸，困难地吞了一口什么东西，哑着嗓子说：

“你母亲回来了，进去吧！等一等……”他把我摇晃得几乎站不住了，然后把我朝房门口一推，说，“去吧，去吧……”

我一头撞在由毡子和漆布包着的门上，由于寒冷和激动，我用颤抖的手摸索着，很久找不到门把手；后来终于轻轻地打开了门，由于目眩，便在门槛上站住了。

“瞧，他来了，”母亲说，“我的天啊，长这么大了！怎么，你不认识我了？瞧你们给他穿的什么衣服，不像话……他的耳朵冻白了，妈妈，你快去把鹅油拿来……”

然后她用鹅油涂抹我的耳朵。耳朵很疼，不过从她身上散发出的清新的香味却减轻了疼痛。我依偎着她，看着她的眼睛，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透过她的话，我听见外祖母的不响亮不高兴的声音：“他现在可任性了，谁的话都不听，连外祖父也不怕……唉，瓦里娅，瓦里娅……”

“算了，别诉苦了，慢慢会好的！”

跟母亲一比较，周围的一切都很渺小、可怜和衰老，我觉得自己也和外祖父一样老了。她用双膝紧紧夹着我，用沉重的温暖的手抚摸我的头发，说道：

“该理发了。也到上学的年纪了。你愿意念书吗？”

“我已经会念了。”

“还要再念一些。你长得多么结实，啊！”

她逗着我玩，发出沉厚而温暖的笑声。

外祖父走进来，满脸阴沉，毛发竖起，眼睛发红。母亲把我推在一边，大声问道：

“怎么，爸爸，你要赶我走？”

他在窗户旁边站住，用手指擦了擦玻璃上的冰花，半天没有吭声，周围的一切紧张起来，令人害怕。每逢这种紧张时刻，我就会全身长出眼睛和耳朵，胸膛奇怪地扩大，就想大叫一声。

“列克谢，你出去。”外祖父哑着嗓子说。

“为什么？”母亲问道，又把我召到她的跟前。

“你哪里也不要去，我不许……”

母亲站起来，像一片落日的云彩在房间里飘过，在外祖父的背后停下来。

“爸爸，你听着……”

他转过脸来，对着她尖声叫道：

“住嘴！”

“喂，我不允许您对我喊叫。”母亲轻轻地说。

外祖母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用手指威吓她说：

“瓦尔瓦拉！”

外祖父则坐在椅子上，嘟囔起来：

“别忙，我是谁？啊，还了得？”

突然，他用反常的声音吼起来：

“你丢了我的脸，瓦里卡……”

“你出去。”外祖母吩咐我。我心里难受，走进厨房里，爬到炕炉上，听了很久：隔壁时而是一齐说话，互相打断对方，时而是都不作声，好像忽然都睡着了。谈的是关于母亲生的那个孩子的事，母亲把孩子送人了。不过我不明白外祖父干吗生气，是因为母亲没有得到外祖父的允许就生孩子，还是因为没有把孩子带来给他呢？

后来他走进厨房里，头发蓬乱，满面通红，疲惫不堪，外祖母跟在他后面，她用上衣襟拭擦脸上的泪水；外祖父坐到凳子上，双手撑着凳子，弯着腰，全身哆嗦，咬着灰色的嘴唇。外祖母在他面前跪下，小声地、但又热烈地说：

“老爷子，看在基督分上，你就饶了她吧！别说我们这种人会出这种事，就是那些老爷、商人不也同样发生这种事吗？一个女人，长得又那么好看！饶了她吧，其实人人都有罪……”

外祖父向墙上一靠，看着她的脸，歪着嘴冷笑着，埋怨地说：

“是啊，当然喽！可不是吗？你谁不饶恕呢？你谁都饶恕。咳，你们这号人啊……”

他俯身过去，抓住她的肩膀，摇晃她，在她的耳边很快地说：

“恐怕上帝谁也不饶恕，啊？我们都快要进坟墓了，上帝还要惩罚我们，让我们晚年得不到安宁，得不到快乐，现在得不到，将来也得不到！你要记住我的话，我们非得去要饭饿死不可，要饭！”

外祖母拿着他的手，挨着他坐下，悄悄地、轻轻地笑了笑。

“哎呀，有什么不得了的！怕什么——要饭就要饭呗！告诉你，你在家里等着，我去要饭。别怕，他们会施舍给我的，我们不会挨饿！你别胡思乱想了！”

他忽然冷笑一下，像山羊一样扭转脖颈，搂着外祖母后脖子，紧靠着她，显得又小又疲倦的样子，呜咽着说：

“唉，傻瓜，你真是个快乐的傻瓜，我最后的亲人！你这个傻瓜什么都不在乎，什么也不明白！你该想一想，我和你干了一辈子活，作过孽，不都是为了他们吗——唉，哪怕是现在，哪怕是稍微……”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流满面地从炕炉上爬下来，号啕大哭地扑向他们。我大哭，是因为我高兴：他们从来没有说得这么好；我大哭，是因为我为他们悲伤，是因为母亲来了，还因为他们能平等地让我和他们一起哭。他们俩拥抱着我，落着眼泪搂着我，外祖父对着我的耳朵和眼睛小声地说：

“呵，小鬼头。你也在这儿啊！现在，你母亲来了，你该和她在一起，外公，这老鬼，太凶——现在让他滚蛋了，好不好？外祖母，太纵容，太溺爱——也滚蛋？啊哈，你们这号人啊……”

他两手一摊，把我们推开，站起来，高声地、愤愤地说：

“全都走了，都极力想离开——一家人七零八落……喂，把他叫回来吧，快去……”

外祖母从厨房里走出去了，他则低下头，在墙角里说：

“大慈大悲的主啊，你瞧，瞧见了吧！”

他使劲地响亮地在自己的胸上捶了一拳。我不喜欢他这种做法，我也根本不喜欢他那样跟上帝说话，他好像老是在上帝面前夸口。

母亲来了，由于她穿着红色的衣裳，厨房里变得更亮堂了。她坐在桌子旁边的凳子上，外祖父和外祖母坐在她的两旁，她的连衣裙的肥大的袖子搭在他们的肩膀上。她小声地认真地在讲什么事情，他们默默地听着，没有去打断她的话，现在他们俩倒好像变成了孩子，而她才是他们的妈妈。

我由于激动而变得精疲力竭，就在吊床上睡熟了。

晚上，两位老人穿着节日的衣裳在做晚祷，外祖父穿着行会会长的制服，浣熊皮大衣和散腿裤子，外祖母欢快地向他挤了挤眼，对母亲说：

“瞧，你爸爸怎么样，像一只干净的小山羊！”

母亲欢快地笑了笑。

当房间里只剩我和她时，她就盘腿坐在沙发上，用手在身边拍了拍：

“到我这儿来！嗯，你过得怎么样——不好，是不是？”

我过得怎么样？

“不知道。”

“外祖父打你吗？”

“现在——不太打了。”

“是吗？你随便给我讲点什么吧，好吗？”

我不想讲外祖父的事。我开始讲起在这个房间里住过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谁也不喜欢他，外祖父不肯租给他房子。看来，母亲不喜欢这个故事，她说：

“还有什么吗？”

我讲了三兄弟的故事，讲了上校如何把我赶出院子——她紧紧地搂着我。

“都是废话……”

她皱着眉头，静默了一会儿，眼睛看着地板，摇摇头。我问她：

“外祖父干吗要生你的气？”

“我对不起他。”

“你该把孩子带回来给他……”

她的身子往后闪了一下，皱起眉头，咬住嘴唇，接着紧抱着我，哈哈大笑起来。

“哎哟，你这个小怪物，这种事不许你说，听见没有，不许说，甚至也别去想！”

她小声地、严厉地说了很久，我没有听懂，然后她站起来，走来走去，用手指敲敲下巴，动了动浓眉。

桌子上点燃着蜡烛，慢慢地熔化，映照在空荡荡的镜子里，那污浊的影子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在圣像前面的角落里点着一盏长明灯，结了冰的窗户闪着银色的月光。母亲东张西望，好像在光溜溜的墙上和天花板上寻找什么东西。

“你什么时候睡觉？”

“再等一会儿。”

“也行，你白天睡过了。”她想起来了，叹一口气。我问道：

“你想走吗？”

“到哪儿去？”她惊讶地问道，抱起我的头，许久地看着我的脸，使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你这是怎么啦？”

“脖子疼。”

当时心也在疼。我立即就感觉到，她是不会住在这个家的，她要离开。

“你将来像你父亲，”她用脚把长条粗地毯推在一边，说道，“外祖母对你讲起过你爸爸吗？”

“讲过。”

“她非常喜欢马克西姆——非常喜欢！他也同样喜欢她……”

“我知道。”

母亲看了一下蜡烛，皱皱眉头，把灯灭了，说：

“这样更好。”

是的，这样更清新更纯净一些，污浊的黑影不再摇晃了，地板上铺满浅蓝色的斑点，窗玻璃上燃起金黄的火花。

“你住在什么地方？”

她好像在回忆早已忘掉了的事情，说出了好几个城市的名字，像一只老鹰似的在房子里无声地盘旋着。

“你从哪里弄来这样的连衣裙？”

“我自己缝的。我的一切都是自己做的。”

我高兴的是，她谁都不像，但是她很少说话，这又使我难过，如果我不问她，她就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她又挨着我坐在沙发上，我们默默地坐着，亲密地相互依偎着，一直到两个老人回来。他们满身浸透着蜡烛味和神香味，庄严肃穆，和蔼可亲。

晚饭也吃得像过节一样，彬彬有礼地就座，很少说话，小心谨慎，就像害怕惊着了谁的易醒的梦似的。

不久母亲便开始认真教我“世俗体”文字。她买了几本小书，其中有一本《国语》，根据它，我费了几天工夫学会了阅读世俗体文字，可是母亲立即又要我背诗，从此之后，我们俩彼此都感到不快。

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路宽阔而又笔直，

你从上帝那里获得不少空地，

斧子和铁锹没有把你铲平，

马蹄踩着你太软，太多灰尘。

我把простора（空地）念成了простого（简单），把равняли（铲平）念成了рубили（砍倒），把колыту（马蹄——文法上的第三格）念成了копьɪто（马蹄——文法上的第一格）。

喂，你好好想一想母亲提示说，“什么простого？怪物！是прстора，你懂吗？”

我懂了，但还是念成“простого”，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母亲生气地说我糊涂和固执。这话听来使人伤心。我极其认真地背这首该死的诗，心里面读它时毫无差错，可是一念出声来就出错。我憎恨这些难以捉摸的诗行。由于生气，我故意破坏它，把相似音节的字荒谬地排成一行；我很喜欢那些失去了任何意义的着了魔似的诗行。

可是，我为了这种游戏也付出了代价：有一次，我顺利地完成了功课以后，母亲问我诗到底背会了没有，我便不由自主地嘟嘟囔囔地念起来：

路，双角，奶渣，不贵，

马蹄，教士，水槽……

等我清醒过来时，已经晚了：母亲两手支在桌子上站起身来，一字一顿地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我惊呆了，答道。

“不，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

“什么就是这样？”

“为了逗笑。”

“站到墙角里去。”

“为什么？”

她小声地，但是威严地重复一遍：

“站墙角去！”

“站哪个墙角？”

她不回答我，而是直视着我的脸，弄得我完全不知所措了，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在圣像下面的墙角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插着芳香的干花草的花瓶，在另一个墙角里放着一个盖着地毯的箱子，在后面的角落里是一张床，没有第四个角落，因为门框就紧挨着侧墙了。

“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我说道。我无法理解她。

她坐了下来，沉默着，擦了擦脑门和脸颊，然后问道：

“外祖父叫你站墙角没有？”

“什么时候？”

“平时，随便什么时候！”她大声喊道，用手掌拍了两次桌子。

“不，不记得了。”

“你不知道‘站墙角’是一种体罚？”

“不知道。为什么要体罚我？”

她叹了一口气。

“唉，你过来。”

我走到她的跟前，问道：

“你干吗要对我嚷嚷？”

“那你为什么要把诗故意念错？”

我尽我可能地向她解释：我闭上眼睛，那些印在书上的诗是什么样，我都记得，可是一念起来，就走样了。

“你是装的吧？”

我回答她说，不是装的。可是我立即想了想：“我也许是装的吧？”我忽然不慌不忙地把诗念了一遍，完全正确，这使我很惊奇，也使我很尴尬。

我觉得我的脸好像忽然涨了起来，耳朵充血、发沉，脑袋也不舒服地嗡嗡作响；我站在母亲面前，臊得浑身发热，透过眼泪，我看见她的悲哀的脸黯然失色了，嘴唇紧闭，眉头紧锁。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她问道，嗓门都变了，“那就是说，是装的。”

“我不知道。我并不想……”

“跟你真没办法，”她低下了头，说道，“你走吧！”

她要求我背越来越多的诗，而我的记性对于领会这些整齐的诗行却越来越坏，于是一个难以抵抗的愿望，即让这些诗变个样子，配上其他字眼，改变原意。这愿望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强烈了。我毫不费劲就能做到这一点——不需要的字眼大量涌来，很快就跟书本上的需要的字眼混在一起了；常常是整行都变得使我看不见，无论我如何诚心地想记住它们，却总是记不住。有一首悲凉的诗，好像是维亚捷姆斯基公爵的，弄得我非常不快：

不论是晚上还是早晨，

有许多老人、寡妇和孤儿，

凭着上帝的名分呼吁周济，

而后一行是：

背着讨饭袋在窗口下徘徊。

这后一句我准丢掉。母亲愤懑地把我这个功绩告诉了外祖父，他恶狠狠地说：

“他胡闹！他有记性：祈祷词比我记得都牢。他撒谎，他的记忆力像石头似的，只要刻上去，就牢牢记住了！你狠狠揍他！”

外祖母也揭发了我：

“童话——记得，歌谣——记得；歌谣不也就是诗吗？”

这一切说得都对，我感到自己有过错，可是一旦学起诗来，别的一些字眼就像蟑螂一样不知从什么地方自动地爬出来了，而且它们也排列成行：

在我们家的大门口，

有许多孤儿和老头，

哀求乞讨到处奔走，

讨来的东西都被彼得罗夫娜拿走，

她把这些施舍品拿去换牛，

并在山沟里喝伏特加烧酒。

晚上我和外祖母躺在吊床上，乏味地把书上学来的和自己编造的东西重复地背给她听。她有时会哈哈大笑，但更多的时候是数落我。

“要知道，虽然你懂，你会！可是你不要嘲笑乞丐！上帝保佑他们！耶稣当过乞丐，所有的圣徒都当过……”

我嘟嘟囔囔地念道：

我不喜欢乞丐，

外祖父我也不喜欢，

这该怎么办？

主啊，饶恕我！

外祖父老找我的茬儿，

我总得挨揍……

“你都说些什么，烂掉你的舌头！”外祖母生气地说，“要是外祖父听见这些话会怎么样？”

“就让他听见好了！”

“你还淘气，让你母亲生气，有什么好处呢！你不这样，她已经够难受的了。”外祖母心事重重地、温和地规劝我。

“她为什么难受？”

“住嘴，知道吗，你还不懂……”

“我知道，是因为外祖父对她……”

“你住嘴，听见没有！”

我日子过得不好，有一种近似绝望的感觉。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又想去掩饰它，对一切都不在乎，总是胡闹。母亲教我的功课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懂了。我很容易学会了算术，可是我却非常不喜欢写，语法也全然不懂。不过最使我难受的是：我看到和感觉到母亲在外祖父家里生活得多么艰难。她越来越愁眉不展，用陌生人的目光看待一切。她在朝花园那面窗户的旁边默默地坐了许久，好像全身都褪了色。在刚来的那些日子里她机敏灵活，充满朝气，可是现在，她眼睛下面出现了两个黑圈；她几天不梳头，衣服皱巴巴的，上衣的扣子也不扣，这使她变丑了，也使我生气；她应当永远都是漂亮的、严厉的，穿得干干净净，比谁都好！

上课时，她用一种陷入深思的眼神越过我的头望着墙壁，望着窗户；向我提问时，声音疲惫，常常忘记答话；越来越爱生气、叫喊，这也使我难受：母亲应当是公正的，就像童话中讲的，比任何人都公正。

有时我问她：

“与我们在一起你感到不好受吧？”

她生气地回答我说：

“做你自己的事。”

我还看到，外祖父在准备做一件使外祖母和母亲害怕的事情。他常到母亲的房间里去，关上门，在那里发牢骚，尖声叫喊，就像那个我不喜欢的歪身子牧人尼卡诺尔吹木笛子那样。有一次谈话时，母亲大叫一声，全房子都听得见：

“不，这办不到！”

于是砰的一声，母亲把门关上了，外祖父号起来。

这是在一个傍晚，外祖母在厨房里桌子旁边坐着，替外祖父缝衬衣，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听到门响后，她一边留心听，一边说：

“她到房客家去了，啊，主啊！”

忽然，外祖父跳进了厨房，跑到外祖母跟前，照着外祖母的脑袋就是一拳，他一面甩着打疼了的手，一面咝咝地叫嚷：

“不该说的你就别多嘴，老妖婆！”

“你是个老混蛋。”外祖母镇静地说，整了整被打歪了的帽子，“好啊，我不说！你的一切企图，凡是我知道的，我都要告诉她……”

他向她扑了过去，用乱拳猛击外祖母的大脑袋；她不防卫，也不推开他，只是说道：

“好，打吧，打吧，混蛋！给你打！”

我从吊床上向他们扔枕头、被子，从炕炉上扔皮靴，可是暴怒的外祖父没有注意到这些，外祖母却跌倒在地板上，他用脚踢她的脑袋，终于他也绊倒了，弄翻了一个盛满水的木桶。他跳起来，啐唾沫，大声喘气，凶狠地朝四周看了看，便跑回自己的阁楼里去了。外祖母站起来，呻吟着，坐在长凳子上，开始整理被打乱的头发。我从吊床上跳下来，她生气地对我说：

“把枕头和所有的东西都拾起来放到炕炉上去！真想得出来：扔枕头！关你什么事？那老鬼不过是发一阵子疯，混蛋！”

忽然，她哎哟一声，紧皱眉头，垂下脑袋叫我：

“你来给我看看，这里怎么那么疼啊！”

我拨开她那稠密的头发，发现一枚发针深深地扎进了她的头皮里，我把它拔了出来，又发现另一枚，我的手都麻木了。

“我最好去把母亲叫来，我害怕！”

“你怎么，要去叫人！她没有看见，没有听见，这就谢天谢地了，你还要去叫！你滚开吧！”

于是她自己用织花边的灵巧的手指拨弄她那又密又黑的头发。我鼓起勇气又在头皮下面拔出两枚戳弯了的粗发针。

“你疼吗？”

“不要紧，明天我把澡堂水烧热，洗一洗就好了。”

她亲切地请求我说：

“你，亲爱的，别告诉你妈妈说外祖父打了我，听见吗？就这样，他们之间的仇恨已经够多了。你说不说？”

“不说。”

“好，记住！来，咱们把东西收拾一下。我的脸没有伤吧？好，这样就毫无破绽了……”

她开始擦地板。我感动地说：

“你，真像个圣徒，人家老折磨你，可你总是不在乎！”

“你说什么蠢话？圣徒……什么圣徒！”

她嘟囔了很长时间，用四肢在地板上擦来擦去。我坐在炕炉台阶上，琢磨着怎样替外祖母报仇。

我第一次看见他如此丑恶而又可怕地殴打外祖母。就在我的面前，在昏暗中，他满脸通红，火红色的头发飘散着。愤怒在我的心中热炽地翻腾，由于想不出一个合适的方式报仇而感到十分沮丧。

但是，过了两天，不知为一件什么事情，我上阁楼里去找他，我看见他坐在地板上，面前放着一只打开的箱子，正在整理里面的文件，椅子上放着他心爱的圣像日历——十二张厚厚的灰色图纸，每张图纸都按照一个月的日子分成方格，每一方格里是那一天所有的圣像。外祖父极其珍惜这些圣像图，只有当他偶尔为了什么特别满意时，才拿给我看看，每当我看到这些紧紧排列着的可爱的灰色小人时，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有些圣徒传记，如基里克和乌莉塔的，受苦受难的瓦尔瓦拉的，潘杰列伊蒙的，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我是知道的。我特别喜欢神人阿列克谢的忧伤的传记和颂扬他的非常美的诗。外祖母经常地而且动人地把这些诗念给我听。你若经常看看几百个这样的人，你就会感到自慰：原来殉难者乃自古有之。

可是，现在我决定把这些圣像剪掉。当外祖父走到小窗口去看一张印有老鹰的蓝色文件时，我便抓起几张快速跑了下去，从外祖母桌子里拿出剪刀，爬到吊床上，动手剪掉圣人的头。我剪掉了一排人头，却又对圣像图怜惜起来，于是就沿着分成方格的线条来剪，还没有来得及剪第二刀时，外祖父就来了，他站在炕炉台阶上，问道：

“谁允许你拿圣像图的？”

他看见木板上散落的方纸块，抓了一把贴近脸看了看，扔掉，再抓起一把，他的下颌扭歪了，胡子跳动着，呼吸那么急促，以至这些纸片都吹落在地板上。

“你干了什么事啊？”他终于喊叫起来，捉住我的脚，使劲地拽；我腾空翻了下去，外祖母用手接住了我，外祖父便用拳头打她，也打我，尖声喊叫：

“我打死你们！”

母亲来了，我退到炕炉旁边的角落里，母亲挡着我，捉住并且推开在她脸前挥舞着的外祖父的手，说：

“真不成体统？清醒清醒吧！”

外祖父一屁股坐在窗户下的板凳上，号了起来：

“你们就打死我吧，你们全都和我作对，啊……”

“你怎么不害臊？”母亲压着嗓门说，“你怎么老是装腔作势呢？”

外祖父叫喊着，用脚踢板凳，他的胡子可笑地向天花板翘着，两只眼睛闭着。我也觉得，他在妈妈面前丢了丑，他的确是在装腔作势，所以才闭上眼睛。

“我把这些碎纸片都给你贴在纱布上，这样会更好，更坚实，”母亲一面打量着那些碎片和纸张，一面说，“您看，全都揉皱了，折断了，散落了……”

她跟他说话，就像教课中我有什么地方不明白时跟我说话一样。忽然外祖父站了起来，认真地整理一下衬衣、背心，吐了口痰，说：“今天就给我贴！我马上把其他几张也拿来……”

他向门口走去，可是在门槛上又转过脸来，用弯曲的手指指着我说：“得把他揍一顿！”

“该揍，”母亲同意说，向我俯下身来，“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是有意的。是要叫他别再打外祖母，不然，我要把他的胡子剪下来……”

外祖母正在脱被撕破了的上衣，摇摇头，责备地说：

“你不是答应不说吗？”

她在地板上啐了一口：

“让你烂掉舌头，动弹不得，不能说话！”

母亲打量了她一下，穿过厨房，又走到我的跟前。

“他什么时候打她了？”

“瓦尔瓦拉，你不害臊吗？干吗问他这个？关你什么事啊？”外祖母生气地说。

母亲搂着她：

“哎呀，妈妈，你真是我亲爱的妈妈……”

“什么亲爱的妈妈，走开……”

她们默默地相互看了看，散开了，因为她们听见了外祖父在前厅的跺脚声。

母亲回来的最初一段时间便和那个快活的房客——军人的妻子——做了朋友，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前屋去，贝特连家的人——漂亮的小姐、军官也到那儿去。外祖父不喜欢这样。有几次，当大家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时他都举起汤匙，气愤地威吓说：

“该死的，又聚在一起了！从现在直到明日早晨都不让人睡觉。”

不久，他就让房客退了房。他们离开后，他便不知从什么地方拉来两大车的各种家具，摆在前屋里，并用一把大锁把门锁上。

“我们不要房客，我们要自己请客。”

果然，每到节日客人们便都来了。经常来的有外祖母的妹妹玛特廖娜·伊万诺夫娜，她是一个喜欢叫喊的大鼻子的洗衣妇，穿一件带条条的绸布衣裳，戴一顶金黄色的大帽子，跟她来的还有两个儿子：瓦西里是一个绘图员，长头发，和善而又快活，穿一身灰色衣裳；维克多则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长着像马一样的脑袋，窄脸上布满了雀斑，一走进前厅，就一面脱套鞋，一面像彼特鲁什卡那样尖着嗓子唱道：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这使我感到又惊奇又害怕。

雅科夫舅舅带着吉他来了，随身还带来一位独眼秃顶的钟表匠，这个人穿着很长的黑礼服，静静的，像个修道士，他总是坐在角落里，脑袋歪在一边，微笑着，奇怪地用那只戳进剃光了的双层下巴里的手指支撑着脑袋；他脸色发黑，那只唯一的眼睛好像看一切人都特别认真；他很少说话，而且老是重复一句话：

“别麻烦啦，您老，都一样……”

第一次看见他时，我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件事，那时我们还住在新开路：一天，听见门外有人敲鼓，鼓声沉闷，令人不安，有一辆围满了士兵和人群的又高又黑的大车，从监狱向广场那条街上驶过来，在大车的条凳上坐着一个身材不高、戴着圆毡帽的人，他身上戴着镣铐，胸前挂着一块白色粗体字的黑牌子，低着头，好像在读牌子上的题字似的，全身晃动着，镣铐铿锵响。当母亲对钟表匠介绍说“这就是我的儿子”时，我吃惊地向后退，躲开他，把手藏了起来。

“别麻烦啦！”他说，整个嘴巴可怕地向右边的耳朵移过去。他搂着我的腰，把我拉过去，轻快地把我转了个圈，然后松开手，称赞道：

“还不错，这孩子挺结实……”

我爬到角落里的一张皮圈椅上，圈椅很大，可以躺在里面。外祖父常常夸耀它是格鲁吉亚王公的宝座。我爬上去，观看大人们如何无聊地消遣作乐，钟表匠的脸怎样奇怪地而且令人怀疑地变化着：这张脸是油腻腻的、松弛的，好像要溶化了，流散了；他一笑，厚嘴唇就会岔到右脸颊上，小鼻子也像盘子里的饺子那样滑走了，两只向外张开的大耳朵时而和那只好眼的眉毛一起抬起，时而又聚合在颧骨上，好像只要他愿意，便可以用两只耳朵像手掌似的把自己的鼻子捂住。有时他叹一口气，伸出又黑又圆的像杵一样的舌头来，灵巧地画一个正圆形，舔舔那油腻腻的厚嘴唇。这一切并不可笑，只是感到奇怪，使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大家喝了掺甜酒的茶，它有一种烧焦了的葱头味；大家喝了外祖母酿的果子酒，这果子酒有黄得像金子的，黑得像焦油的，还有绿色的；大家吃了味道很浓的酸牛奶，带罂粟籽的奶油蜜糖饼。大家都吃得直冒汗，直喘气，都夸奖了外祖母。大家吃饱喝足了，满脸通红，肚皮膨胀，便正经地分别坐在椅子上，懒洋洋地要求雅科夫舅舅弹奏乐曲。

他向吉他弯下身来，开始弹奏了；他还令人不快地腻烦地伴着吉他唱起来：

哎呀，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

闹得满城风雨——

把所有的详情细节，

告诉了喀山的小姐。

我认为这是一首很忧郁的歌儿，外祖母说：

“雅沙，你弹首别的曲子吧，弹首好歌，好吗？莫特里娅，你还记得过去唱的什么歌吗？”

洗衣妇整理一下窸窣作响的连衣裙，威严地说：

“太太，如今是另一种时髦了……”

舅舅眯缝着眼睛看着外祖母，好像她坐得离他很远似的。他坚持不懈地弹出他那不愉快的音符，唱着纠缠不休的歌词。

外祖父神神秘秘地与钟表匠谈话，他用手指指着什么给他看，钟表匠则扬起眉毛，向母亲那方面瞅，点点头；他的松弛的脸不可捉摸地变化着。

母亲总是坐在谢尔盖耶夫兄弟中间，小声地、严肃地与瓦西里谈话。瓦西里叹口气说：

“是的，要考虑这个问题……”

维克多满脸笑容，搓着脚，忽然尖着嗓子唱起来：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大家都奇怪地默默地看着他，洗衣妇则郑重地解释道：

“这是他从戏院里学来的，那儿就是这样唱的……”

这种令人难受的晚会有过两三次，后来在一个星期日的白天，刚刚做完午祷，钟表匠来了。我坐在母亲房间里，帮她把小玻璃珠子穿在开了线的刺绣上。突然，门一下子开了一条缝，外祖母把恐慌的脸伸进房间里又立即消失了，高声地说：

“瓦里娅——他来了！”

母亲没有动弹，也没有震颤。门又开了，外祖父站在门槛上，郑重地说：

“瓦尔瓦拉，穿上衣服，去！”

母亲没有站起来，也没有看他，问道：

“去哪儿？”

“去吧，上帝保佑，别争吵了！人很安详，是本行里手，列克谢会有一个好父亲……”

外祖父说得非常庄重，并老是用两个手掌抚摩着自己的两肋，他的两个胳膊肘弯折到背后，在发颤，仿佛他要把手伸到前面去，却又竭力克制这样做似的，母亲镇静地打断他的话：

“我对你说，这不可能……”

外祖父向她迈近一步，伸出双手，像瞎子似的弯下腰，毛发竖起，哑着嗓子说：

“去，不然我把你拽去，拽着你的辫子……”

“拽去？”母亲站起来说，她脸色发白，眼睛可怕地缩成一条线。她急速地脱下上衣和裙子，只剩一件衬衫，跑到外祖父跟前：“拽吧！”

他龇着牙，用拳头威吓她说：

“瓦尔瓦拉，把衣服穿上！”

外祖母用手推开他，抓住门把说：

“好，我们走吧！”

“我诅咒你！”外祖父小声说。

“我不怕诅咒，走？”

她打开了门，可是外祖父抓住她的衬衣下襟，半跪着，低声说道：

“瓦尔瓦拉，魔鬼，你要毁掉自己！别去丢人了……”

他小声地悲戚地叫苦：

“老——婆子，老——婆子……”

外祖母挡住母亲的路，像赶鸡似的挥着手，把她赶进门里去，小声埋怨说：

“瓦里卡，傻瓜——你怎么啦？回去，不害臊！”

她把母亲推进屋里，把门扣上，向外祖父弯下腰，一只手把他提起来，另一只手指着他警告说：

“咳，老鬼，不懂事的家伙！”

她把他放在沙发上，他像布娃娃似的扑通一声坐下去，张开嘴，摇摇头。外祖母对母亲吆喝道：

“你，把衣服穿上！”

妈妈把衣服从地上拾起来，说：

“你听好了，我不到他那儿去！”

外祖母把我从沙发上推下来：

“去舀一瓢水来，快去！”

她几乎像耳语似的小声说，态度平和而又威严。我跑到过道里时，前屋响起了均匀而沉重的脚步声。母亲在房间里高声地说：

“我明天就离开！”

我跑到厨房里，在窗户旁边坐下，像做梦一样。

外祖父在呻吟，在呜咽；外祖母在唠叨什么，后来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周围变得寂静，可怕，我才想起叫我去舀水的事；我舀了一铜瓢的水来到过道里，钟表匠正从前屋出来，低着头，一只手抚摩着皮帽子，清着嗓子，发出咯咯响声。外祖母双手压着肚子，在他背后鞠躬，轻声地说：

“你自己明白——不能强迫人家喜欢你……”

他在台阶门槛上绊了一下，跳到院子里，外祖母则画着十字，全身颤抖，不知是在默默地哭，还是在笑。

“你怎么啦？”我跑到她的跟前，问她。

她把那瓢水夺了过去，水洒到了我的脚上，她大声说：

“你到哪儿舀水去了？把门关上！”

她到母亲屋里去了。我又走进厨房，听她们在隔壁呻吟、叹息，唠叨不休，就好像是在搬动一件力所不及的重物似的。

白天天气晴朗。冬日的斜晖通过结了冰的两个窗户照了进来。在准备开午饭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锡壶和两个长颈玻璃瓶，映出晦暗的亮光，一个盛着红黄色的克瓦斯，另一个盛着外祖父喝的用郭公草和金丝桃浸泡的深绿色的伏特加。从玻璃窗上融化了冰的地方可以看到房顶上亮得耀眼的雪；在围墙的柱子上和椋鸟的巢上，银白色的圆顶闪烁着金色星点；在窗框上，在阳光穿透的鸟笼里，我的几只鸟在嬉戏：活泼的驯服了的小黄雀唧唧地叫，灰雀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金翅雀在嘹亮地歌唱。但是在这个阳光灿烂、风和日丽的快乐的日子里，我却没有感到高兴，我不需要它，而且什么都不需要。我想把鸟放了，于是我把鸟笼子拿下来——外祖母忽然跑进来了，她两只手拍着腰，边向炕炉奔过去，边骂道：

“该死的，都是些鬼东西！你啊，老傻瓜，阿库林娜……”

她从坑炉里取出一个馅饼，用手指敲了敲外壳，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

“咳，烧焦了！瞧，烤成什么样了！啊哈，魔鬼们，我要把你们全撕碎！你干吗像猫头鹰那样瞪着眼睛？我要把你们当作破盆烂缶全砸碎！”

于是——她哭了，绷着脸，来回地翻着馅饼，用手指敲打烤干的皮，大滴大滴眼泪落在馅饼上。

外祖父和母亲进厨房来了。外祖母把馅饼往桌子上一扔，碗碟震得跳起来。

“你们瞧吧，都是因为你们才出这种事，你们不得好死！”

母亲快快乐乐、心情平静地拥抱外祖母，劝她不要伤心。外祖父衣服凌乱，满脸倦容，在桌子后面坐下来，把餐巾挂在脖子上，嘟囔着，肿胀的眼睛被阳光照得眯缝起来。

“好啦，没啥！好馅饼我也不是没吃过。上帝是吝啬的，他用几分钟就偿付了几年的时间……他是不承认有利息的。坐吧，瓦里娅……好啦！”

他好像神经有点不正常，吃饭时一直在谈论上帝，谈不信神的亚哈，谈做父亲的艰难命运；外祖母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吃你的饭，知道吗？”

母亲眼睛闪着亮光，开玩笑说：

“怎么，你刚才吓坏了吗？”她推了我一下，问道。

不，我当时并不怎么害怕，但是现在倒觉得不舒服，不理解。

他们像平时过节那样吃得很多，时间很长，令人厌烦，好像他们不是半小时之前曾经相骂、准备打架、热泪盈眶和号啕大哭过的那些人，好像不能相信他们刚才所做的那些事都是认真的，他们是不轻易哭泣的。他们的眼泪和叫喊，所有的相互折磨经常爆发也很快熄灭，我都已经感到习惯了，已越来越不能刺激我，越来越不能打动我的心了。

过了很久我才明白，由于贫困，俄罗斯人一般都像小孩那样，喜欢拿痛苦来开心，玩弄痛苦，很少以不幸为耻。

在无尽的日常生活中，痛苦就是节日，火灾就是游戏；在空无一物的脸上，有一条抓痕也算是点缀……